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坚持党对科技事业的全面领导，不仅关心关爱科技工作者的成长和发展，更注重用科学家精神引领广大科技工作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陈星弼
中国著名半导体器件物理学家、中国功率半导体领域的开拓者之一、微电子学家、九三学社社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来源：IC-ISEE
陈星弼在功率半导体器件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尤其在高压MOSFET与IGBT器件研究中提出“超结器件”（Super-Junction），显著提升器件的耐压能力和导通特性，解决了传统器件性能瓶颈，相关专利被国际半导体巨头广泛应用。他的理论创新为现代高效功率电子系统奠定了技术基础，推动了新能源、电力传输等领域的科技进步。其成果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等荣誉，并于2015年成为首位获国际功率半导体先驱奖（ISPSD）的华人科学家。
作为教育家，他培养了大批微电子人才，主持编写多部权威教材，为中国半导体学科建设和产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陈星弼以深厚的学术造诣和工程实践能力，成为连接理论与产业应用的桥梁。
陈星弼先生生平
1945年，陈星弼（前排中）与部分高中同学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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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转入上海敬业中学。
1952年，从同济大学电机系毕业被分配至厦门大学电机系当助教。
1953年，转到南京工学院无线电系（现东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任讲师。
1956年，到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进修半导体。20世纪50年代末对漂移晶体管的存贮时间问题在国际上最早作了系统的理论分析。提出新的电荷法基本方程、不均匀介质中镜象电荷方程等。
1969年，到773厂支援研制氧化铅摄像管。
1980年，到美国俄亥俄州大学做访问学者。
1981年，转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进行新型半导体功率器件的研究。从理论上解决了提高p-n结耐压的平面及非平面工艺的终端技术问题，作出了一些理论分析解。在解决MOS功率管中降低导通电阻与提高耐压之间的矛盾问题上作出了系列贡献。发明了耐压层的三种新结构，提高了功率器件的综合性能优值，其中横向耐压层新结构在制备工艺上与常规CMOS和BiCMOS工艺兼容，有利于发展耐高压的功率集成电路。
1981年，陈星弼在伯克利校门前合影。
1983年，任电子科技大学微电子科学与工程系系主任。
1984年6月，任微电子研究所所长。
1999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2000年，担任同济大学兼职教授，任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半导体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灵巧功率集成电路研究室主任
2001年，加入九三学社。
2015年 ，获得IEEE ISPSD大会颁发的最高荣誉“国际功率半导体先驱奖”，成为亚太地区首位获此殊荣的科学家。
2018年，入选IEEE ISPSD首届名人堂，成为首位入选名人堂的华人科学家。
2019年12月4日，在四川成都逝世，享年89岁。
陈星弼与毛钧业教授研讨工作
芯途拓域 躬身报国
陈星弼中学就读于上海敬业中学，由于全面抗战爆发，近十年颠沛流离的生活和贫困艰苦的环境让他在学业上和同班同学差了一大截，倔强的陈星弼勤奋努力，迎头赶上。有一次，老师还在全班同学面前表扬陈星弼“特立独行”的解题风格，不管是否会做，都有自己特别的方法。老师还鼓励陈星弼“要一辈子做傻瓜（老实人），不要投机取巧”。老师对陈星弼的影响极大，习惯独立解题的陈星弼在之后的科研中也更能发现问题，啃下硬骨头。老师的话成为他的人生信条，让他在以后的科研之路上保持一丝不苟、踏踏实实、不计浮名。
陈星弼在幼时就经历了颠沛流离之苦，见证了山河破碎之痛。他早早就在心中埋下了救亡图存，报效国家的种子。1952年，陈星弼从同济大学电机系毕业，之后他被分配到厦门大学电机系当助教。第二年，国家开始院系调整，陈星弼转到南京工学院无线电系。在那里，他辅导了四年电工基础课。1956年，他被指定到新成立的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工作，同时也给了他进修新学科的机会。做了四年电工基础的陈星弼敏锐地捕捉到半导体这一新方向，他选择到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进修半导体。在所里工作的两年半里，他一边工作，一边自学了从物理系四大力学到半导体有关的专业课。他暗下决心要跨越转专业难关，投身祖国新兴的半导体事业。
20世纪80年代，陈星弼（后排左三）与半导体专业部分教师合影。
1969年，陈星弼被派到773厂支援研制氧化铅摄像管。一次，他通过该厂资料所的人获知，贝尔实验室正在研制硅靶摄像管。陈星弼向当时学校负责彩电攻关的许宗藩提出研制硅靶摄像管的建议。这一科研项目得到省国防科委的大力支持。成都电讯工程学院被四机部接管后，接受的第一个科研任务就是研制硅靶摄像管。全组人经过四个月的艰苦奋战，在733厂和970厂的配合下，终于研制出我国第一支硅靶摄像管。
1980年，陈星弼作为访问学者赴美国俄亥俄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展学术交流，期间首次接触到功率器件这一前沿领域。这段经历为他打开了新的科研视野，也让他深刻认识到功率半导体对国家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战略价值。回国后，陈星弼毅然将研究方向聚焦于这一关键领域，开启了我国功率器件研究的拓荒之路。
1983年，时年53岁的陈星弼主持创建微电子研究所。在科研条件极为有限的背景下，他带领团队夜以继日地投入攻关。实验室的灯光常常亮至深夜，学校关门才能劝离这位执着的科学家。即便回到家中，他仍伏案工作至凌晨，有时甚至通宵达旦。这种"朝迎晨露去，夜伴星月归"的科研状态，成为他带领团队突破技术壁垒的日常写照。
经过系统理论研究，陈星弼连续发表《P-N结有场板时表面电场分布的简单公式》《突变平面结表面电场的近似公式》等系列论文，构建起功率半导体研究的理论框架。他创新性地研发出复合缓冲耐压结构为，也叫"超结器件（SUPER-JUNCTION）"的突破性技术，成功攻克了传统功率器件导通电阻与耐压性能难以兼顾的世界性难题，被誉为"功率器件发展史上的里程碑"。随着工艺持续优化，科技产品转化成果已形成超十亿美元规模的全球市场。
朱邦芬
中国凝聚态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教授、物理系教授、“清华学堂”物理班首席教授。
来源：世界大观园
朱邦芬是一位享誉世界的凝聚态物理学家，曾与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黄昆先生一起确立了半导体超晶格光学声子模式的理论——“黄朱模型”，引起国际上普遍重视并被写入教科书。他注重人才培养，规划并引领清华物理系再造辉煌。他关心中小学科学教育、为了中国科技期刊发展做了大量工作。
朱邦芬先生生平
197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
1981年获清华大学固体物理学硕士学位。
1981年—2000年先后任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和黄昆先生一起确立了半导体超晶格光学声子模式理论，被国际学术界称为“黄-朱模型”。
朱邦芬活动照
2000年起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高等研究中心教授。
2003年—2010年任清华大学物理系系主任。
2008年—2010年，任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
200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院士。
2012年为英国物理学会会士。
躬耕不辍 潜心育人
朱邦芬曾用“人生悟理，物理人生”八个字概括自己读书与研究生活的点滴。一生中无论在农场、在矿山，在大师左右还是在学生身边，他总是在思考如何能学到更多，如何能做得更好。一旦认定，终身无悔。
在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里，朱邦芬和黄昆先生一起确立了半导体超晶格光学声子模式理论，被国际学术界称为“黄朱模型”。他和黄昆先生共处一间办公室，二人每天早上开始上班之前，总要一起讨论交流1个小时。为了一个学术问题，两个人总是要争来争去。如果今天朱邦芬说服了黄昆先生，黄昆先生睡一晚上起来觉得说的不对，第二天二人在办公室接着争论。朱邦芬和黄昆忘年交成为后人传诵的一段佳话。
朱邦芬建立了量子阱激子旋量态波理论，给出了量子阱中正确的激子光跃迁选择定则，他还和黄昆等一起建立了一个系统的量子阱中拉曼散射的微观理论，解决了宏观对称性分析不能解释的疑难问题。此外，朱邦芬与学生一起预言和解释了许多令人困惑的实验现象，在半导体超快光学过程、自旋电子学、拓扑绝缘体等多个领域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工作。
朱邦芬院士
朱邦芬十分看重人才的引进与培养，他一直致力于答好“钱学森之问”，潜心培养中国自己的基础学科科技创新拔尖人才。在清华大学任职期间他亲力亲为，坚持每年上一门64学时的本科生课，关心每位学生的成长，经常一对一谈心，帮助他们解决各种问题；另一方面，他与同事们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凝练教书育人的理念和经验。
他认为，世界一流基础研究人才主要不是课堂上教出来的，关键是要营造一个有利于杰出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因材施教不是常见的“教早一点，教深一点，教难一点”，而是越优秀学生要给越大的自主空间，不要“圈养”，要“放养”；增强学生自主学习和自主研究的主动性，一要靠学生的兴趣，二要培养学生的使命感等。在总结基科班10年实践经验基础上，朱邦芬主持制定了物理班育人实施方案，其中许多思路、提法、措施和做法后来被纳入国家“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
陈星弼，“能够在短短的人生中，以科学服务人类，这就是我此生不倦的追求。”曾亲历山河破碎的陈星弼，始终将个人理想融入民族复兴伟业。科技创新没有捷径，唯有以板凳甘坐十年冷的定力，才能在关键领域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用毕生实践诠释的科学家精神，正如他创造的超结器件一般，持续为民族科技自立自强输送着澎湃动力。
朱邦芬，用毕生心血诠释了"科学家精神"的时代内涵。作为中国凝聚态物理的开拓者，他提出的半导体超晶格光学声子模型被国际学界誉为"黄朱模型"，为量子材料研究开辟新维度。传承学术薪火、点燃创新火炬、高举报国圣火，照亮了无数青年学子的科研征途。从国家科研一线到清华园三尺讲台，朱邦芬始终秉持严谨朴实的治学品格，推动中国基础研究不断攀登世界高峰。
陈星弼与朱邦芬的故事，展现出真正的科学精神不仅在实验室的精密数据里闪烁，更在服务国家、造福人类的使命担当中永恒。他们的精神至今仍指引着新一代科研工作者继往开来，创新不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