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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学习 | “红船”是如何启航的

发布时间:2021-06-24

中国共产党是20世纪初期在国内外一系列因素综合催促下诞生的。百年之后,在回溯这个毛泽东称为“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时,我们的视野更加宽阔,对这段历史的背景和细节也有更多更准确的了解。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也悄然发生变化。进入20世纪,中国社会的变迁呈加速之势。其重要方面是工人阶级的长成、民族资产阶级的兴起、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和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的形成。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这场革命虽以妥协告终,却开辟了20世纪伟大中国革命的时代,其具有的深刻内涵随岁月流逝而愈加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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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31日上午,在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习近平带领其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一起重温入党誓词。图/新华


辛亥革命也掀起了中国近代政党政治的第一波浪潮。各种名目的政纲、宣言遍布报刊,各种“主义”开始在社会上流传。辛亥革命还加快了中国社会的经济、文化和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的转变。辛亥革命后10年,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中国政局动荡不定。新文化运动便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了。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一年后,这本杂志更名为《新青年》,鼓吹新思想、新文化、启发新觉悟、造就新青年的宗旨一目了然。

新文化运动能够蔚成风气,还得益于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实行的教育改革。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刘半农、周作人、鲁迅等一批具有新思想、提倡新文化的新派人物执教北大,培育了北大的一代新风。《新青年》杂志也由上海迁到北京。自此,新文化运动迅猛发展起来。

新文化运动初期的基本内容是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和迷信盲从,鼓吹个性解放,反对封建礼教。这场运动的另一项主要内容是“文学革命”,其意义并非仅限于文学方面。如果没有白话文的流行,外国的新概念、新思想便无法比较准确地译成中文,介绍给国人并为国人所理解。革新思想与革新文学有机地联系起来,使得新文化运动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政治启蒙运动。

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期间。战争与革命在历史上经常互相衔接。大战后期,首先在俄国发生了“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接着,欧洲掀起一场大范围的革命风暴。随后两年,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斗争也高涨起来。

1919年初举行的巴黎和会引发了全国范围的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促成了中国先进分子的“猛醒”,中��思想界的一个明显动向是转向社会主义。相当一部分人在批判封建主义的同时,也怀疑甚至放弃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社会主义学说开始成为新思潮的主流。

不过,五四时期传播的社会主义学说十分庞杂,既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也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新村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等各式各样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思想流派。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比较和试验,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和改造中国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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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北京示威游行的学生队伍。本版图/FOTOE


李大钊是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主张向俄国十月革命学习的第一人。1919年秋季他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表明他已完成了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同时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

与此同时,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在新旧思潮交锋的漩涡中逐渐认识到民众的力量和组织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也转变成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那段时间,还有一批海外中国留学生,特别是留日学生开始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如李达、李汉俊、杨匏安等,都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有所贡献。

1919年7月和1920年9月,列宁领导的苏俄政府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皇政府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苏俄的承诺虽未兑现,但当时在中国引起巨大反响。

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发展为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的思想运动。据统计,当时在报刊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多达200多篇。“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开始成为中国先进分子的心声。

经过辛亥革命后10年的积淀和五四运动的洗礼,在中国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型政党的条件逐渐形成。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过程中,中国南北方各形成了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由李大钊主持在北京大学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陈独秀在上海发起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两个中心,先后同湖北、湖南、浙江、山东、广东、天津和海外一批先进分子建立联系。这一时期,相继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除李大钊、陈独秀外,还有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董必武、林祖涵、吴玉章,以及蔡和森、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高君宇、恽代英、瞿秋白、赵世炎、张闻天、向警予等一批年轻人。

恰在此时,苏俄和共产国际也通过各种渠道派遣使者来华了解中国革命运动的情况。其中,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直接接触的第一人是维经斯基。他于1920年四五月间来到中国,先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又前往上海与陈独秀见面。随后,维经斯基又接触了其他一些进步社团,并向陈独秀提出在中国建立共产主义组织的建议。

1920年8月,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当时取名为“中国共产党”,陈独秀为书记。该组织成立后即通过写信联系、派人指导或具体组织等方式,积极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实际上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1920年10月,北京也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最初成员只有李大钊、张申府和张国焘三人,以后又陆续发展了一些党员。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的先进分子以及旅日、旅法华人中的先进分子,也相继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了两项工作。

一项是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1920年9月,上海的共产党组织将《新青年》改为党的公开理论刊物,又创办半公开的刊物《共产党》,并出版了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最早的中译本。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也采取出版报刊、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利用学校讲坛等多种形式,建立并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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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在中国首次出版。


另一项是开展工人运动。这时,中国产业工人的数量已达到200万左右。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出版工人刊物,利用“提倡平民教育”的合法名义创办各种劳动补习学校,以通俗的方式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经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联系,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7月23日晚,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在兴业路76号)李汉俊之兄李书城的住宅内召开。

中共一大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纲领是“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消灭资本家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大会讨论了实际工作计划,决定集中精力领导工人运动,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大会选举产生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李达、张国焘分管宣传和组织工作。

这次大会是在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下秘密举行的,在社会上没有引起任何注意;但从这时起,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和唯一的中国工人阶级政党,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

一年以后,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12人,代表全国195名党员。党的二大通过对中国经济政治状况的分析,揭示出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指出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但在现阶段的纲领即最低纲领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样,中国共产党就在全国人民面前第一次提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中共二大通过的决议案提出把党建设成为一个革命的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无产阶级的忠实代表,旗帜鲜明地展示了党的先进性。大会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章程,还通过决议案,确认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自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就具有三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明确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中国的先进分子之所以选择马列主义,或者说马列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产生重大影响,是由于它提供了中国社会所迫切需要的思想武器,即:开展阶级斗争以实行社会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建立具有高度组织纪律性的革命政党。这是当时传入中国的任何其他思想或理论所不具备的。

第二,党的纲领以中国现实的政治需要为依托。虽然从形式上看,党的纲领受到共产国际的很大影响,但其反映的诉求却完全是中国的。党的最低纲领即现阶段纲领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一最低纲领与中华民族面临的历史任务具有高度一致性。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这又与中国传统的“均贫富”和“大同”思想暗合。

第三,中国共产党在最初的革命活动中就表现出自己鲜明的阶级属性。共产党成立之初,党员人数很少,成分几乎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但是,共产党却采取了其他任何政党都没有采取过的办法,即深入中国社会底层,与工农结合,发动工农运动。先进的知识精英主动投身和引导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人民革命,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

上述三个特点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具有长远影响。主要是:党的奋斗目标是可以长期坚持的,这一奋斗目标对立志改变中国面貌的先进分子和希望改变自身命运的广大人民群众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同时,这一奋斗目标也使中国共产党有理由相信,自己不仅是工人阶级,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利益的代表者。这使得中国共产党人具有一种强烈的正义感和使命感,不畏艰难、前赴后继,为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而英勇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