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代代科技工作者投身科学救国、科研报国、科教兴国、科技强国伟大事业，攻坚克难，砥砺奋进，在长期的科学实践中作出非凡贡献，铸就了独特的科学家精神。科学家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科技强国建设的重要动力。新时代新征程，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以科技创新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
彭桓武
中国科学院院士，历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二机部第九研究所副所长，第九研究院副院长等职，“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来源：纪录片《大家》
彭桓武出生于吉林长春，博士研究生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湖北省麻城市人，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历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二机部第九研究所副所长、第九研究院副院长等职。彭桓武领导并参加原子弹、氢弹的原理突破和战略核武器的理论研究、设计工作。在中子物理、辐射流体力学、凝聚态物理、爆轰物理等多种学科领域取得了对实践有重要指导意义的一系列理论成果，1999年被授于“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彭桓武先生生平
1928年至1930年，先后在长春自强中学、吉林毓文中学读书。
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35年毕业，获得理学学士学位。同年入清华大学物理系研究生院。
1937年6月，清华大学物理系研究生肄业，任昆明云南大学理化系教员，教普通物理。翌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理论物理系，师从著名物理学家马克斯·玻恩（Max Born），从事固体物理、量子场论等理论研究。
1940年，彭桓武在爱丁堡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1940年和1945年分获哲学博士和科学博士学位。1941年8月后，曾两度在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薛定谔任所长的爱尔兰都柏林高等研究院理论物理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完成关于介子的HHP理论的研究。
1945年与玻恩共同获得英国爱丁堡皇家学会麦克杜加尔－布列兹班奖。1945年8月至1947年7月，任都柏林高等研究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助理教授。
1947年回国，先后担任过云南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教授，并参与创办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所研究员。
1948年被选为爱尔兰皇家科学院院士。
1955年10月至1956年4月，在前苏联莫斯科热工研究所实习反应堆理论。
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历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二机部第九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所长等职。
周光召（中）和宋任穷（右）到地下核试验现场彭桓武工作室看望彭桓武（左）
1962年起，先后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北京大学教授理论物理、分子反应动力学等课程。
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1985年，获得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1995年，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
1999年，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04年，在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报告的"广义相对论与狄拉克大数假设的统一"论文，文中提出了可能在宇宙学方面具有深远意义的设想。
2005年，在研讨会上做了题为《广义相对论――一个富于刺激性的理论》的学术报告。
2006年6月13日，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命名委员会批准，将中国科学家发现的、国际永久编号为第48798号小行星，正式命名为“彭桓武星”。
2007年2月28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彭桓武（中）与云南大学师生交流。
一心为国，淡泊名利
留学英国的彭桓武，很快就在英国学术界拥有了很高的声誉和地位。他的两任导师玻恩、薛定谔分别在与爱因斯坦的通信中，都对他进行了高度评价。玻恩说：“中国人彭桓武尤其聪明、能干，他总是懂得比别人多，懂得比别人快。”薛定谔说：“简直不敢相信，这个年轻人学了这么多，知道那么多，理解这么快。”
然而，面对在英国取得的声誉和地位，彭桓武毅然决然放弃了这些丰厚条件，不停地寻找着回国之路。曾有人问彭桓武既然已经在国外取得成就为何要放弃优厚条件选择回国？他答道：“你应该问为什么不回国！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学成回国是每一个海外学子应该做的，学成不回国才应该问个为什么！”1947年冬天，他终于回到了当时还一穷二白的祖国，先后在云南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任教。“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彭先生的这句话，正是对爱国精神的最好注解。
彭桓武（左）与孙昌璞合影。
彭桓武是核武器理论研究当之无愧的开拓者和领路人。新中国成立后，彭桓武放弃原来的学术领域，将研究方向逐步转到原子能及核武器研究，并把主要精力放在青年干部培养和相关理论研究和学术组织工作上。1961年4月初，彭桓武奉命被调到当时的二机部北京第九研究所（1964年改为二机部第九研究设计院），负责核武器的理论攻关工作。此时，中国的原子弹研制正陷入困境，以彭桓武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咬紧牙关，攻坚克难。他把原子弹运动过程划分为若干阶段，对几个关键时刻加以命名，这些名词沿用至今。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彭桓武部署开展氢弹研究的“多路探索”，指导黄祖洽、周光召和于敏进行氢弹的理论研究。
他设计了三套氢弹研制方案，分别由周光召、黄祖洽和于敏负责。最后，于敏带领的研究小组率先实现了其中的一个氢弹设计原理。在明确氢弹设计原理后，理论部的科研人员很快完善氢弹理论模型并进行细致的物理设计。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空投试验成功。
多年后，10名相关科学家获得了“原子弹、氢弹研究中的数学物理问题”自然科学一等奖。在这个重要奖项中，彭桓武排在首位，是第一获奖人。按照相关规则，该奖章本应由他本人保存。但当人们把奖章送去时，他坚决谢绝，并表示荣誉应该属于大家，提议由九院保存，并写下：“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日新”。
2005年，90岁高龄的彭桓武作学术报告。
直到90岁，彭桓武仍在研究广义相对论并发表学术论文，不断开辟新方向。他始终坚持工作在科研第一线，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学生，为我国理论物理事业的发展，开展了许多组织和研究工作。工作有了基础后，他悄然引退，把领导职务逐个移交给更年轻的科学家。他还把遗体器官捐献给了医院用于医学研究，毕生的工资积蓄近50万元，捐赠给了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他在遗嘱中写道：丧仪从简，不举行任何会，骨灰不存任何公墓，由遗嘱执行人按遗嘱归返自然。两弹一星"金质奖章，赠给国家一级的军事博物馆，书赠送理论所图书馆。请注意玻恩签名赠予我的一本Atomic Physics有纪念意义上网的电脑及相连的打印机各附件与桌和转椅应归还理论所。
姚熹
中国铁电陶瓷领域的奠基人、材料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济大学功能材料研究所所长，西安交通大学国际电介质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海播文化
姚熹，中国科学院院士，1935年出生于江苏，1957年毕业于交通大学电气绝缘与电缆技术专业，后留校任教。姚熹长期致力于电子材料的科学理论与技术应用研究，在国际上原创性提出弛豫铁电体“微畴-宏畴转变”理论，后提出“新玻璃模型理论”，担任“863”“973”新材料领域专家，引领开展中国高性能电子陶瓷、铁电单晶、铁电薄膜和纳米复合材料的学术与应用研究，实现由追赶到并跑乃至超越；担任国际铁电学顾问委员会委员，发起建立亚洲铁电学会(AFA)，主导筹建亚洲电子陶瓷学会(AECA)，提升了我国和亚洲电子陶瓷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2002年荣获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铁电学成就奖。
姚熹先生生平
1952年，姚熹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附中二院高中。同年经全国统考被录取为北京俄语专科学校留苏预备部学员，后因病休学。
1953年，考入位于上海的交通大学电机系。
1957年，交通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并随校迁往西安，历任西安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助教、讲师（至1979年）、副教授、教授。
1979年10月，姚熹作为访问学者去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材料研究所进修。
1980年6月，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1982年4月，以1年零10个月的时间，获得固态科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学位论文获得施乐（Xerox）奖，之后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继续进行博士后研究（至1983年）。
1980年3月，姚熹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1983年3月，姚熹从美国回到中国，担任西安交通大学电子工程系副教授、系主任。
1984年，由原高等教育部以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特批晋升为教授、博士生指导教师。
1985年，参与筹建电子材料研究实验室，姚熹担任实验室主任。同年获得美国陶瓷学会“罗恩・科芬・珀迪”奖（Ross Coffin Purdy）奖。
1989年，当选为国际陶瓷科学院首批院士。
1990年，被法国国家研究中心固态化学研究所聘请为高级研究员。
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技术科学部）。
1993年，西安交通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成立，姚熹担任首任院长。同年，当选为国际铁电学顾问委员会委员，并倡议成立亚洲铁电学协会，当选为首任主席。
1995年，受聘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访问教授。
1997年，获得何梁何利科学技术进步基金奖。同年，当选亚太材料科学院院士。同年，进入同济大学任教，并担任同济大学功能材料研究所所长。
2001年，当选为美国陶瓷学会会士。
2002年，获得美国IEEE铁电学成就奖。同年，参与发起召开亚洲电子陶瓷会议（AMCE），组建了亚洲电子陶瓷协会（AECA），担任顾问委员会主席。
2007年2月，当选为美国工程院外籍院士。
2002年5月，姚熹赴美参加美国陶瓷学会年会，会后姚熹（右）与导师克劳斯合影。
矢志报国 胸怀大局
20世纪50年代，根据国家工业化建设需要，交通大学新建了全国最早的电气绝缘与电缆技术专业，因为该专业是学习苏联教育新开辟的专业方向，社会认知度较低，属“冷门专业”。为此，学校动员党员、团员带头选报，彼时就读于交通大学电机系的姚熹主动报名投身电气绝缘与电缆技术专业学习，由此开启了他一生为之奋斗的专业方向。
1975年，年近45岁的姚熹怀着“使祖国的材料科学事业在新的高度腾飞”的愿望，作为第一批访问学者赴美访问学习，师从国际铁电学研究泰斗Cross教授。在此期间，姚熹进行有关双晶界面的研究工作，成功地用热压方法制备了各种铌酸锂双晶，研究了双晶界面的结构以及晶界对于材料介电性质的影响，提出了双晶界面上的热垒结构及其界面模型，发现了极化矢量相互对接的双晶界面起到阻滞晶体压电谐振的作用。 根据对多晶陶瓷介电频谱的测量，姚熹发现了电子陶瓷中的晶粒压电共振现象的明确证据，证实了1950年代著名电介质物理学家Von Hippel教授提出的铁电陶瓷中的晶粒压电共振效应产生高频介电弛豫现象的猜想，解决了这个长期悬而未决的难题。他还用不到两年时间，以突出的成绩取得固态科学博士学位，其论文被选为1982年度有关材料研究的两篇最卓越的博士学位论文之一，并获得被认为是该领域最高奖励的Xesox奖（材料科学最佳学位论文奖）。
“我是党和人民培养起来的，我的一切属于祖国，我的一切为了祖国。”1983年3月，怀揣着报效祖国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国际材料科学界崭露头角的姚熹回到祖国，投身祖国四化建设。在美国期间，姚熹目睹了中国电子材料科学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巨大差距，他下定决心要为提升中国电子材料科学研究应用的自立自强而奋斗。在学校的支持下，他在西安交通大学建立起我国第一个电子材料研究室、第一个电子材料与器件博士点，实验室实验和测试手段均达到当时国际领先水平。他本人毫无例外成为由教育部特聘的第一位电子陶瓷专业的博士生导师。回国后短短4年时间，他先后为研究生开设4门全新的学位课程，共指导了5名博士生和20名硕士生。
1985年姚熹在权威期刊《美国陶瓷学会学报》发表论文《晶粒压电共振对铌酸锂陶瓷介电频谱的影响》，立刻引起国际电子陶瓷学界不小的震动，并获1985年度美国陶瓷学会Ross Coffin Purdy奖，这是美国对世界在陶瓷科技文献方面作出卓越贡献的学者的最高奖励，姚熹是获得这一奖项的第一位中国学者。
1990年，姚熹在筹建EMRL实验室期间，在电脑上做控制程序实验。
当学问做到一定境界，便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老一辈科学家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精神，以及他们宽阔的胸怀和甘为人梯、奖掖后进的育人精神，对姚熹影响很深，引导他不仅要深耕铁电陶瓷领域研究，更要做一位有大情怀、大格局和哲学思维的学者。
他的大情怀体现在他推动中国电子陶瓷国际化所做的努力上，主要贡献有两点。一是1993年创建亚洲铁电学会（AFA），推动举办系列亚洲铁电学会议（AMF）。二是2005年创建亚洲电子陶瓷学会（AECA），推动亚洲电子陶瓷会议（AMEC）的转型。
铁电学领域以往国际交流主要是通过国际铁电学会（IFA）。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IFA每4年组织召开一次国际铁电会议（IMF）。一次姚熹到欧洲参加IMF后，有了在中国开会的想法。不过，很多与中国友好的国家的IMF委员会委员建议：亚洲在铁电方面的研究力量众多，为什么亚洲不能自己办一个？于是姚熹借一次会议的机会，邀请亚洲各个国家一起商谈创建亚洲铁电学会，并建议每2~3年举办一次亚洲铁电学会议促进亚洲铁电学研究的发展，大家都很赞成。
1995年，由中国主办、在西安举办了第一届亚洲铁电学会议（AMF-1）。在姚熹的大力推动下，AFA的研究队伍越来越壮大。AFA的创建和AMF的召开为中国学者提供了发声的机会，大大提升了我国和亚洲在铁电学方面的国际学术地位，也为青年学者打造了深度交流和合作的舞台，引导了我国和亚洲铁电学事业的繁荣发展。而AMEC是在姚熹的建议推动下产生了变革，让这个原以日本为主导的亚洲电子陶瓷会议变成了定期举办的系列化国际会议，每两年在亚洲地区轮流举行一次。
2002年5月，姚熹（左一）赴日参加国际铁电学应用会议，接受美国IEEE颁发铁电学成就奖。
他发起创建了AECA，邀请中、日、韩、印、新、马、泰等国主要学者成立委员会。AECA的影响力渐渐扩大到亚洲之外，每届都有大量欧洲和美国学者参加，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国际会议，对促进亚洲电子陶瓷发展、促进亚洲电子陶瓷走向国际化起了很大作用。
他的大格局还体现在他葆有胸怀大局的眼界、注重青年人才的培养、积极创造条件为青年学者发展提供机会，不断向世界铁电陶瓷领域传递中国科学家的声音。早在上世纪80年代，姚熹就积极推荐团队青年教师参与承担“863计划”课题研究，并推荐他们出国参加国际会议、进修访问。
姚熹认为，做科学研究不单单是要关注自己的团队，还要关注整个国家在材料领域的国际地位。他在参加国际会议作报告时，常常不是以自己团队的工作为基础介绍，而是从整个中国铁电和压电，包括电介质陶瓷的发展角度，系统梳理中国铁电陶瓷领域发展现状，介绍中国相关领域学者最新成果。
彭桓武，在每一个灯火通明的夜里，每一次学术会议的争论中，每一次推翻重来的计算下，勇攀一座又一座科学高峰。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彭桓武一心为国的精神和淡泊名利的态度，就像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彭桓武星”，永远在祖国的上空闪耀，激励一代又一代科学家勇攀一座又一座科学高峰。
姚熹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在电子陶瓷领域开辟新纪元；用六十载光阴诠释"科学无国界，学者有祖国"的赤子情怀。从多层陶瓷电容器的突破，到国际铁电学界的中国声音，姚熹用晶格般精密的态度织就科技强国的梦想。他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科学之光，既能照亮实验室的微观世界，更能点燃民族复兴的燎原之火。他洒下永不停歇的创新火种，继续在神州大地上生生不息。
科学家精神是民族挺立的脊梁，它承载着探索真理的纯粹执着、十年磨剑的坚忍不拔，以及在实验室与祖国需要间无悔奔赴的赤子之心。在科技博弈白热化的今天，这份精神既是对“卡脖子”难题的破壁利刃，也是滋养创新生态的源头活水——它让基础研究甘坐冷板凳的坚守化为突破边界的爆发力，将个人智慧升华为推动人类文明的整体势能。传承科学家精神，正是为民族的星辰大海征程注入不竭的永恒动力。